市民小陈（化名）的父亲是一名知青，出于发展考虑，将小陈的户籍落在了小陈姑姑作为承租人的公房内。如今，公房拆迁，姑姑用拆迁补偿款买了安置房，却被小陈诉至松江法院，原因是，小陈认为自己是拆迁时的“同住人”，也要获得部分安置房份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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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，法院会支持小陈的诉请吗？

挂户口的侄子将姑姑告了

1971年，小陈的父亲老陈（化名）响应国家号召，从上海奔赴内地成为一名知青。20多年后当政策允许回沪，已在当地结婚生子的他选择留下，但出于发展考虑，1997年，老陈跟妹妹陈某（化名）商量，让儿子小陈将户籍落在陈某为承租人的公房内，迁户原因填写了“父母与子女相互投靠”。

本是一桩亲人间互帮互助的有爱佳话，小陈与自己的姑姑陈某如今却闹上了法庭，只因2011年7月，这所公房拆迁了。

拆迁时，在户人口为陈某和小陈二人，政策为不看人头，只看面积，且未被认定为居住困难户。拆迁后，陈某用拆迁补偿款及其女儿存款购得安置房一套，并将房屋登记至自己及女儿二人名下。

2022年2月，小陈作为原告诉至法院，要求与姑姑陈某各半分割安置房，理由是，自己是拆迁时的“同住人”。

小陈认为：姑姑之所以能作为现在公房的承租人，只因自己父亲老陈为家庭牺牲，作为知青离沪。

陈某和老陈年轻时，与母亲周某共同居住在母亲作为承租人的老公房里，1971年老陈知青落户外省后，周某户籍于1973年1月迁至该老公房。而姑姑陈某户籍原也在该公房，1968年迁入另处公房，1970年又迁入第三处公房，1974年最终迁入涉案的公房，并作为该房承租人。1997年落户后，小陈也自认未在涉案公房里实际居住一年以上。

姑姑陈某则认为：自己拆迁的涉案公房，无论小陈还是老陈，均无贡献，拆迁安置房更是与小陈认为的所谓“同住人”无关，自己当年只是为了帮助侄子落户而已，从未同意其享有安置房份额。

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请

松江法院经审理认为，根据相关规定，公有房屋承租人所得的货币补偿款、产权调换房屋归公有房屋承租人及其共同居住人共有。

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，小陈主张涉案公房来源于其父与姑姑原来生活过的老公房，并无依据，且其父户籍迁离上海时，也并不住在涉案公房内。现小陈虽系涉案公房在户人口，只能认定为帮助性质的落户。

另外，其自认未在涉案公房内实际居住一年以上，根据拆迁政策不符合同住人条件，无权分得涉案公房的征收补偿利益。

最终，松江法院驳回了原告小陈的全部诉讼请求。

知青子女是否为“同住人”？

根据相关规定，共同居住人是指作出房屋征收决定，在被征收房屋处具有常住户口，并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（特殊情况除外），且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者虽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的人。

从上述规定看，在认定共同居住人时，“实际居住”是一个必备条件，但知青子女属于“实际居住”的例外情况，这也是基于对知青群体利益保护的特殊考量。因为知青是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群体，该群体在大好年华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，无论对家庭还是对国家，均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。

但知青子女根据上海市知青落户政策将户籍迁回上海某处公房，并不代表其当然享有该公房的拆迁利益，应当综合被拆迁公房的来源、户籍迁入的历史缘由、知青原户口迁出地情况、居住情况等进行综合认定。

若被拆迁公房与知青或知青父母无关

知青子女即使根据知青回沪政策将户籍迁回，该落户行为一般应认定为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的帮助行为，不能代表居住权的让渡，此种情况下知青子女不宜直接认定为同住人，应另结合居住事实、是否享受过福利分房等因素进一步进行认定。

若知青子女落户至其父母迁出地公房

其父母作为该房家庭成员，响应国家号召离沪并非自主放弃该房屋居住权益，现知青子女为谋求发展将户籍迁回，从公平合理角度出发，也应保障其居住权益，此种情况即“实际居住”的例外情形。

另外，需要说明的是，在知青子女被认定为同住人的情况下，知青子女对拆迁利益所享有的份额也并不必然是均等分割的原则，需要结合居住事实、对被拆迁公房的贡献等因素酌情予以考量。